北票天气异域看长城——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的长城观念(一)-史学月刊

发布时间:2018年06月26日 阅读:15 次

异域看长城——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的长城观念(一)-史学月刊

长城作为世界历史上修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而且在其修筑之后,北方民族南下遇到了一定的阻碍,是促其西迁的重要因素,从而相应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长城修筑之后,因其建筑宏伟和在军事防御方面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中国本土获得广泛关注,在异域地区也成为其他文明了解中国文明的切入点。就世界其他地区对于长城的记载来看,他们对于长城的看法与评价,呈现出因时代变迁与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以及不断变化的历史特征。
可见,在客观的长城修筑、防御史之外,另有一条关于长城的主观认知的历史,可称之为“长城观念史”,这一历史与长城的客观历史同样源远流长。在世界范围内的长城记忆中,对于长城记载最多的是中国本土,其次是西方世界,主要是“大航海时代”后耶稣会士对于长城的记述,再者就是朝鲜半岛,主要是明清时期燕行使的记述。
明清时期,不断出使北京的朝鲜燕行使,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另一方面是为了向朝鲜政权汇报中国的情况,对沿途见闻大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在这之中,明辽东镇、蓟州镇长城不仅因其雄伟壮观给燕行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长城在明朝与蒙古、女真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也吸引了燕行使的广泛关注,从而成为燕行录中的重要内容,燕行录也因之成为域外长城史料的一大载体。
燕行录不仅具体记述了明代辽东镇、蓟州镇长城防御体系的基本格局,而且细致描写了清代该区域长城的保存与破坏状况,对于深入研究明代长城的防御体系、清代长城的保护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燕行使对于长城的观念与评价,一方面呈现出逐渐与中国本土接近的历史脉络,这反映出长城观念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不断向域外传播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反映出燕行使不同的关注视角、政治立场与文化意识,是研究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本文尝试对燕行录中的长城记述、观念与评价进行全面考察,揭示其背后的时代变迁、地缘政治与文化意识,从而揭示长城形象在朝鲜半岛“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过程,也即朝鲜半岛的长城观念史。
一、明清时期朝鲜士人长城称谓的异域视角与“中国化”过程
长城不仅包括墙体,还包括镇城、营堡、城寨、墩台、壕堑等设施汪良明,中国古人对于长城的称谓,除概括性的“长城”“万里长城”外,还针对不同设施,有着具体称呼,比如边墙、障、塞、壕、堑、镇、营、堡、城、寨、墩台、烽燧、烽火台等。
长城概括性称谓与具体称谓,是从不同视角或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用法,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逆权侵占。然而这一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在西方中国研究中引起了一场巨大的争论。

长城
20世纪9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学者林霨在《长城:从历史到神话》一书中,从词源学的角度,质疑“长城”“万里长城”称谓的合理性,以及中国是否存在长城的问题。
他的观点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很少出现“长城”一词,目前英语“Great Wall”对应的中国古代建筑朗朗与检察官,包括了城墙、垣、塞、障、城,而甚少指代长城;相反,中国古人称之为“长城”者,并非专指汉人的城墙,还包括游牧民族的城墙。中国古代各朝修筑之“城墙”并没有循着唯一路径,而是存在一系列的“城墙”,它们根据不同的防御需要而修筑。不仅如此,明朝人甚至讳称“长城”,只名之“边墙”。
因此,“Great Wall”更应对应“城墙”,而非“长城”。与“长城”相比,“万里长城”一词与“Great Wall”的内涵更为对等,但“万里长城”作为英语的对等词,其广泛使用应该只是一个现代现象,是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发明了这一词汇,并传入西方的。
长城的修筑虽然源远流长,但直到近代,时人对于长城仍处于笼统而朦胧的认识阶段。由于长期受到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影响,人们往往下意识地将所有长城都视为秦长城。
直到民国时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张相文、历史学家梁启超才开始倡导区分不同时期的长城黑糖奇侠传,展开具体的学术研究。受此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学人开始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建筑学等角度,对长城展开具体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反观这一时期的西方学术界,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美国学者欧文谭江柏?拉铁摩尔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借鉴吸收美国边疆学派创始人弗雷得里克?J?特纳的“边疆假说”理论与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的“陆心说”(“大陆腹地说”)理论,首次将之运用于长城研究中,提出了“长城边疆”“边疆形态”“游牧人王朝”“边境王朝”等概念,是一部关于长城研究的经典作品,最早构建了关于长城研究的理论框架与解释体系,影响了西方乃至国际长城史研究。
虽然拉铁摩尔的研究成绩显著,但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那便是他从域外视野出发,将长城视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象征,将不同时代的长城视为整体、均质的象征物,忽视了长城自身的发展脉络;而且其重点研究的是先秦、秦汉时期,呈现出以先秦、秦汉时期的长城概括、代表所有时期长城的倾向。
拉铁摩尔在战后“麦卡锡主义”的冲击之下,远走英伦,美国的长城研究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之后的长城研究,并未有太大的进步,大多数著作是通俗性读物。
因此,20世纪后半期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长城观念,仍然是将之笼统地视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象征,缺乏深入、具体的讨论。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尹小骏,林霨倡导对长城进行具体的学术研究的做法空军一号坠毁,无疑有其学术价值。
但林霨以不同时期长城存在诸多不同称谓为依据,否认现代“长城”称谓的合理性,甚至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所谓的长城,长城只是后人将不同城墙捏在一起的“发明”,显然有些过于武断了。
长城称谓在西汉时期已甚为流行,汉文帝致匈奴单于之书信中曾以“长城”为疆界。“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北票天气,已出现作为边防象征的“万里长城”的用法。刘宋檀道济被宋文帝诛杀时,愤曰:“乃复坏汝万里长城。”
两宋以后,以万里长城为喻之现象逐渐增多,且有直接称秦筑万里长城者。如欧阳修称:“于是,遣将军蒙恬筑万里长城,以防胡人。”
弘治十四年(1501年),吏部右侍郎王鏊奏请于北边长城军镇设立节制诸镇、统一事权的文官总制,“命出则出,命止则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绥有急,大同不得不赴。号令严肃,声势增重,隐然有万里长城之势矣”。这实际上是借万里长城形象地比喻以北边长城军镇事权统一、军事一体所形成的强大战斗和守御能力。
清朝官方也继承了明代“万里长城”的称谓,如《钦定盛京通志》中记,皇太极时,“诸臣群下倍感万里长城守岂易,何处无可入之地”。因此,林霨认为明代讳称“长城”而名之“边墙”并不符合史实,明代史籍中“长城”称谓大量出现,“边墙”则主要指墙体孙晓娆。
“长城”“万里长城”的称谓不仅在中国本土非常流行,而且在朝鲜半岛也十分普遍。比如明清时期朝鲜使节前往北京朝贡江西双卫网,留下大量沿途记录,这类史籍一般被称为“朝天录”或“燕行录”,本文泛称之为“燕行录”。
在燕行录中,便大量出现“长城”“万里长城”的称谓。与中国本土一样,燕行使的长城称谓也存在具体特指与概括泛指并存的情况。明弘治元年(1488年),朝鲜官员崔溥遇暴风袭击,一行人由济州岛漂流至杭州,受到中国官民的热情款待,由杭州护送至北京,再由北京护送至鸭绿江。
归国后,崔溥将这一经历写成《锦南漂海录》。该书真实地反映了弘治初年中国之社会面貌,在朝鲜不断重版,在15世纪以后的东亚世界影响很大天元圣宝。崔溥虽然并非燕行使,《锦南飘海录》也非一般的燕行录,但崔溥从北京至鸭绿江的旅程路线与燕行使经行的路线是一致的,《锦南漂海录》所记述的内容也多与燕行录是同一对象,因此在后世也被视为燕行录的一种,不断得以出版。
在《锦南漂海录》中,崔溥简要概括了明代辽东镇、蓟州镇长城的分布格局,分别记述了长城上的各种设施,与明人一般称墙体为“边墙”不同,他称边墙为“长垣”“长土城”“长墙”,反映出异域视角的差异。
但嘉靖时期,燕行使苏世让便采用了长城泛称的方式。嘉靖十三年(1534年),苏世让目睹了山海关长城的雄伟,记述道:“北望长城,横截山腰,随高低起伏,宛然若白龙蜿蜒之状。”
万历二年(1574年),朝鲜官员赵宪、许篈出使明朝,分别将沿途见闻记为《朝天日记》《荷谷先生朝天记》。前者专辟《烟台》一目,对辽东镇烟台防守形式与摆边弊端进行了论述,并称“长城”或“长墙”。后者对辽东、蓟州镇的“长墙”“烟台”(墩台)及各种设施之间的距离、周边地形皆有详细描述,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有记载。
进入清代,可能是受到中国本土的影响,燕行使对长城的称谓与中国本土趋于一致,在他们的笔下,“烽台”“墩台”“长城”“万里长城”的称谓逐渐增多。如洪大容《燕记》中便有:“自沈阳每五里李雨桦,有烽台及汛堠,墩台可数丈,上为短女墙,台下列烽筩,如大瓷者五,汛堠如我国旌门制,上加短□。”
燕行录中有“长城”称谓者。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黄汝一《银槎录》记载,“长城三里一烟台”。康熙二年(1663年),李俣《朗善君癸卯燕京录》记山海关“九门在长城之外”,“长城屈曲,横亘山腰”。
康熙七年(1668年),朴世堂《西溪燕录》载:“未至山海关数十里,望见长城,起海岸,跨山包岭,逶迤而北,粉堞如云,绵亘无际,实天下壮观也。”
康熙十七年(1678年),金海一《燕行录》记:“长城城上有孤庵,绝顶平临大海南。”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徐命臣在《庚辰燕行录》中称秦修“长城”。乾隆三十年(1765年),洪大容称:“长城跨北岳大脉,由居庸古,东北驰千里,耸峙于角山,大断为平地,南二十里,至于望海亭。”
燕行录中出现“万里长城”称谓者。如,万历十九年(1591年),柳梦寅有二首咏秦长城诗,其中有云:“谁知万里长城起,剩作千秋后代功。”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佚名的《朝天日录》亦称秦长城为“万里长城”。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佚名的《朝天录》记:“万里长城自北跨角山,粉堞横空,隐映于云雾间,盘折而来,东入于大洋中。”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李尚吉《朝天日记》载:“向角山上几半,东登万里长城。”“往望海寺危楼,正在万里长城尽头。”
康熙十六年(1677年)阿丁新浪博客,孙万雄《燕行日录》称,山海关附近“万里长城萦绕山脊矣”。康熙六十年(1721年),李正臣《燕行录》载:“而所谓望海楼,即万里长城南边城尽处也。”雍正七年(1729年),金舜协《燕行录》记:“所谓角山寺,在医巫闾山角,而秦皇所筑万里长城城傍也。”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古丽扎娜随使团赴京之朴趾源更有“不见万里长城,不识中国之大”的感慨。
可见,至少在明清时期,在中国本土,乃至东亚世界,“长城”“万里长城”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称谓。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其实是受到中国本土的影响,采用、翻译了这一称谓,形成了如今在英语世界广泛流传的“Grcat Wall”一词。
1844年进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所撰《鞑靼西藏旅行记》中言,“万里长城”的称谓源自中国人。“任何一个民族都未曾筑成由秦始皇帝于公元前244年建成的万里长城那样宏伟的工程。中国人称之为‘万里长城'”。
因此,“长城”“万里长城”并非是现代人,更不是西方人发明出来的一种想象或神话。林霨的诠释,过于从后现代主义出发来解构关于长城的认知体系,而未对中国以及东亚文献进行细致考察。

欧文·拉铁摩尔(1900—1989)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其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
明清时期燕行使对长城设施的称谓,从与中国具有不同的认知到逐渐趋同,呈现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反映出长城观念在东亚世界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而逐渐传播的历史脉络,这其实也是一部朝鲜半岛的长城观念接受史。
二、燕行使关于贞女祠的历史记忆及其政治文化意涵
中国士人对于长城有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儒家士人身处统治集团,从官方立场出发,对于长城保障边防的军事功能予以肯定和赞扬;另一方面,儒家士人从“民本”思想出发,内在地具有调节政权与民众之间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取向,对于修筑长城而劳役民力的情况,又多持批评,甚至控诉的立场。
中国古代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版本不断变化、升级,呈现了“层累地造成”的特征,其中便有士人的积极参与。明中后期祭祀孟姜女的贞女祠(或称姜女祠)大量出现,更反映出孟姜女叙事官方化的发展倾向。
朝鲜半岛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朝鲜士人对于长城的认知也与中国士人一样,呈现出内在的矛盾。比如在燕行录中,一方面,燕行使对于辽东镇、蓟州镇长城的巍峨壮观非常赞叹,如《锦南漂海录》记:“有孤山临海滨城,北有角山屹立,山海关当其中三国神隐记。北负山,南带海,相距十余里,间为夷夏要险之地。秦将蒙恬所筑长城苏诗诗,跨出于角山之腹,迤迳为卫之东城,以达于海。”
再如康熙二十五年(686年)吴道一记:“夕到山海关,层峰叠嶂,簇簇巉巉,若万马奔驰状。层城粉堞,罗络横亘于山之腰脊,真天府金汤也,世称此乃秦始皇所筑万里长城冯占山。”
另一方面,朝鲜士人对于山海关旁的贞女祠、望夫石同样十分关注,不仅连篇累牍地叙述,而且与中国本土一样,呈现不断丰富、发展的“层累地造成”的发展轨迹。稍早的记载尚十分简单,比如《锦南漂海录》记:“关外有望乡台、望夫台,谤传望夫台即秦筑长城时,孟姜女寻夫之处。”
康熙七年,朴世堂《西溪燕录》记:“过贞女祠,即所谓望夫石者。”后来的记述却愈益丰富。这种记述大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类是记述明清时期贞女祠祭祀场所的发展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本土孟姜女故事的发展情况。
比如,康熙二十五年,吴道一便记载了清代官员立碑于姜女祠事。雍正十年(1732年),赵最寿记载了万历年间于贞女祠建碑事。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徐浩修则记载了晚明至清代祠内不断竖立碑刻之事。乾隆五十六年,金正中记载了乾隆诸子于姜女祠题咏事。嘉庆六年(1801年),李基宪抄录了姜女祠中更多的题诗,且记载了在祠旁出现的妈祖神像。
另一类内容则反映出燕行使参与到了孟姜女故事的形成与传播之中。燕行使不仅在贞女祠里题词,推动了中国本土孟姜女故事的丰富和发展,而且通过在燕行录中不断丰富、演绎孟姜女故事,从而推动朝鲜半岛孟姜女故事的“层累地造成”。
康熙十六年,孙万雄记道:“望夫石,山阿巨石,磊磊石巅,刻‘望夫石’三字。其下立祠,设贞女孟姜像,而为悲泣之形,扁以‘湘灵并耀’,三韩朱国梓笔也。”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韩泰东《燕行日录》始指出,孟姜女本姓许,携二子寻夫。
此后,燕行使关于孟姜女神像、孟姜女故事传说、历代吟咏等方面所记载的内容则不断丰富。比如,雍正七年,金舜协《燕行录》中已有秦筑长城征夫60万之数字,以及孟姜女跳海、石浮图(望夫石)出之情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随使团赴京之佚名士人引述了多首唐人吟咏孟姜女的诗。晚出之《燕辕直指》则专辟《姜女庙记》一目,论述尤为详细。
可见,孟姜女哭长城故事“层累地造成”现象并不限于中国本土,朝鲜士人也参与其中,不仅推动了中国本土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发展,而且将之传播到朝鲜半岛。这就要求孟姜女故事的相关研究,除中国视角外,还应扩大到东亚世界。
明清易代之后,燕行使对于贞女祠的关注除了孟姜女本身,还增加了文天祥,具体来讲最强七友,是传说中的文天祥书写的一副对联。在晚明时期的燕行录中,这一对联已经出现。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金中清《朝天录》记:“庙门左扉书‘秦王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右扉曰:‘姜女未亡也,千年瓦石为贞’云。”这是目前所知燕行录中最早记载山海关贞女祠中对联者,但该记载尚未指出对联为何人所写。进入清代,这副对联的关注度骤然提升,对联的主人也开始出现,那便是南宋灭亡后拒绝投降元朝的文天祥。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朝鲜使团书状官韩祉《燕行日录》记:“庙柱左右有题曰:‘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年瓦石惟贞。’乃文天祥笔迹云。”
乾隆二十五年,朝鲜使团副使礼曹判书徐命臣亦称:“祠内左右悬牌,左刻: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右刻姜女未亡也,千年瓦石犹贞。书以文文山所制,未知果然否?”乾隆三十年,朝鲜使团书状官子弟洪大容亦记载了这一对联,只是字句稍有差异,应该是笔误所致。云:“柱联一对,传是文丞相笔,曰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不死也,千年片石留贞。”
文天祥兵败被俘后被送至大都(今北京)—直系于监牢,应无机会赴山海关书写此联。孟姜女祠普遍修建于明代中后期,故此联应撰于明代后期。
清代燕行使对这副对联的来历未加详考,却异常注重,其实意不在对联本身,而在文天祥,是借坚持民族气节、“华夷之辨”的文天祥形象,宣泄朝鲜虽然在武力压迫之下屈服清朝,却仍坚持儒家“华夷意识”,在文化上拒不认同“夷狄”政权清朝的政治心理。
朝鲜长期接受儒家文化,秉持“事大”的政治立场,一向标榜“尊明攘夷”。万历时期,日本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发动大规模进攻,也就是所谓的“壬辰倭乱”。
明朝为援助朝鲜,耗费了大量的兵力、财力,导致国库空虚,明朝的灭亡与之有一定的关系。对于明朝的巨大付出与牺牲,朝鲜一直十分感念。因此,朝鲜长期坚持与明军协同作战,拒绝向异族建立的清政权投降。
虽然战争最终失败,朝鲜被纳入清朝的藩属体制,但在政治、文化上却长期对清朝充满敌意,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迂曲地表达出来靠大虾的做法。
文天祥在南宋灭亡之后,坚决不投降元朝,成为坚守气节、不向“夷狄”屈服的儒家精神的代表。燕行使对于这副对联的强调,意在表达和抒发不与“夷狄”建立的清朝站在同一立场的政治心理与政治情感。
未完待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大竹人才网,注释从略耿冰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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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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